三佾　晋卦

法币如何泛滥，黄金就如何显出它的投资价值，作为古老且唯一的非国家化的货币，黄金连同金矿将重新走向重要的战略储备地位，黄金将重新担任全球化大变局的金融锚定。现代法币体系的合法性基础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而该体系的崩溃则标志着黄金的一度退位：上世纪初美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英法德日的总和；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元取代了英镑的地位；二战后美国的GDP占得全世界总额的半数；冷战时期的苏联也从未从经济根本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然而最大的隐患来自于自由世界内部，崛起的欧洲和日本制造业通过贸易竞争击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严重贸易逆差的美国选择将美元和黄金脱钩，通过里根大循环、沙特的联盟和本世纪的全球化，美国同时遏制了通胀并确保了美元的持续回流，终于形成了今天美国以资本顺差弥补商品逆差的局面。从金本位终结至1973年以来，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占比从70%下降到10%，通胀也一路下滑到2%的低位。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法币滥发、央行下场买债愈发普遍，中美欧日为此债台高筑，而在那些经济体系更松散的国家，法币的信用已经受到广泛质疑。本世纪的美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新威胁，开始追求其自身的贸易平衡，其作为第一大产油国以关税撕裂了与盟友的传统贸易关系，哪怕是欧洲和日本均已谨慎于美债发行。美国遇到的新威胁来自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内部，一个在数千年历史上几乎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的庞大经济体：中国。从人类开启全球贸易时中国就处于贸易顺差，不论是西班牙发现白银的十六世纪还是工业革命后的十八世纪，先前强权的欧洲都处于对中国的严重逆差中，且这些逆差多来自制成品而非原材料。如今的中国继承了过往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地位，又加入了本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有着众多人口与尖端的制造业，其对美元的威胁远远大于苏联或战后崛起的诸国。中国秉持着有异于传统资本主义文化的制度与思想，其制造贸易顺差的意愿极其强盛，而中国对顺差的追求使得其法币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美元的继任者，黄金就将重新肩负它的历史使命，乃至于成为免死金牌、赌桌筹码与定情信物，况且中美两国的法币崩溃史更会打击全球贸易对法币的自信，而凯恩斯主义所支撑的长期信贷扩张与高消费时代也随着两极格局的落幕一去不复返了。

制造业大国的痛点便是难以实现结构性转型、产能过剩：在2013年时温总理还在主张中国的经济处在通胀，2013年末的全年工作会议上就暗示了中国的经济正步入通缩，如今部分经济学者又鼓吹中国的经济契合经济滞涨的特性，但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介于这三个矛盾之间。以2013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率作参考，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顺差，但内需消费动力始终不足，2013年的经济改革集中在债务管理，乃至于将铁道部重组至交通部，但直到2025年的今天中国依然不曾进行彻底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有司依然呼吁拉动经济内循环並以此为经济主导，故中国的经济存在滞涨嫌疑。近十几年的CPI指数增长率处在通胀的边缘，但去除食品与能源后的CPI指数增长率却达到了通缩的警戒线，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但部分产业又缺乏生产条件，于是中国的经济兼受通胀与通缩双重弊病的困扰，连恩格尔系数都不再适用。严格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在于分配的不均，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资金流被投入在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的部门，藉着中国的行政运转超前于市场调节，地方政府与国企在获取资金流上有更强的能动性，诸如税收、内债、手续费用、出让土地与建筑、统筹黄金矿产等手段皆属这能动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后疫情时代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对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一种福音，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与国企失去了房地产这一重要财政手段，为了弥补资金流的断裂，地方政府与国企选择挪用诸如社会保险等领域的储备金，这就加重了分配的不均。中央政府本应当阻止这样的不均分配，但中国不推崇小政府主义且行政级别的划分过繁，央地博弈的必要性就凌驾于一切其他工作；地方政府与国企本应被限制手段，民间或生产部门应在法律限度内被允许使用最大财政手段，中国却对民间或生产部门执行白名单政策，规定了民间或生产部门只能执行的条例，但对地方政府与国企执行黑名单政策，且黑名单的修订与更新具有行政延迟性。站在2013年的分野向后观望，倘若中国当时能着手于产业包容性的转型升级，加之当时的全球化浪潮相对友好、重视实业，中国能够在经济贸易全球化上占有绝对席位；中国于如今的大变局下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未能达成坚固的供需关系，除非大力发展灰色禁忌的产业，否则内循环与外循环两条大道都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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